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(wěidà)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(yìnjì)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(cāngsāng)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(cóng)(cóng)革命理想的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(gùshì)”将为(wèi)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(héyǐng)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首次到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(xiàmén)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(dāngshí)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(xiàngdōng)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(huòzhī)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(qūzhú)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(jūnhuǒ)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(shǒucì)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(hòu)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(zàidù)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(cháshāng)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(guǎncáng)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指导密友(mìyǒu)播撒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(xiàmén)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(rénmín)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(zhā)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(wèi)福建支部长(bùzhǎng)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(jūn)政府时(shí)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(tíxiě)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(cóngshì)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(jiù)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(zhìyǒu)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(zài)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(dòuzhēng)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(bāokuò)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(jīdì)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(shēnhòu)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(yīkào)力量。
在这些(zhèxiē)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(zhàn)了(le)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(rújīn)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(yǔlù)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(chéncuìfēn)作为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(lǐ)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(gōngzuò)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(de)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(gēnsuí)孙中山革命的厦门(xiàmén)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(yuán)结识孙中山,从此(cóngcǐ)与(yǔ)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(juānkuǎnjuānwù)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(fǎguó)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(kècāng)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(huíguó)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(diànbào)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从新加坡(xīnjiāpō)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(zhī)际,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(mǐnjūn)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(chàngyì)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(hépíng)(hépíng)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(dàyuánshuài)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(zhǎngguān)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(jìniàn)筹委会,陈嘉庚被(bèi)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(gèjiè)代表联合举行的(de)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(jiàoyù)救国”理念的实践(shíjiàn)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(fāzhǎn)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(kànzhòng)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(cángyǒu)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(zài)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(pínfán)贸易,所有(suǒyǒu)南洋(nányáng)诸岛(zhūdǎo)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(yǔ)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(zhīyī)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(jùyǒu)前瞻性的战略布局(bùjú)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(rújīn)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(quánguó)的铁路(tiělù)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(jiànchāng)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(hòu)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(fùzhūdōngliú)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(fāngshì)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(jìniàn)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(yǐngxiǎng),将公园更名(gēngmíng)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(tóngnián)在邓颖超的提议(tíyì)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(de)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(wèi)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(gēngmíng)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(dàtóng)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(hé)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(jìniàn)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(shuāngshí)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(yīyuàn)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(wěidà)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(yìnjì)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(cāngsāng),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(cóng)(cóng)革命理想的实践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(gùshì)”将为(wèi)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(héyǐng)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首次到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(xiàmén)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,市档案馆(dàngànguǎn)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(fāngbiàn)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(dāngshí)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海岸向东(xiàngdōng)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(huòzhī)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(qūzhú)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(jūnhuǒ)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孙中山的首次(shǒucì)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,其间,厦门籍商人李春生(chūnshēng)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(nián)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(hòu)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(zàidù)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(cháshāng)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(guǎncáng)图书《中山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指导密友(mìyǒu)播撒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(xiàmén)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(rénmín)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(zhā)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。
1914年(nián)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(wèi)福建支部长(bùzhǎng)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(jūn)政府时(shí),急需一个宣传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(tíxiě)报头,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(cóngshì)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(jiù)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挚友(zhìyǒu)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: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(zài)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(dòuzhēng)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,这其中就包括(bāokuò)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是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(jīdì)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(shēnhòu)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(yīkào)力量。
在这些(zhèxiē)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(zhàn)了(le)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(rújīn)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(yǔlù)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(chéncuìfēn)作为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革命(gémìng)伴侣,自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(lǐ)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(gōngzuò)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(zhèngjú)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(de)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)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
在跟随(gēnsuí)孙中山革命的厦门(xiàmén)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(yuán)结识孙中山,从此(cóngcǐ)与(yǔ)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(juānkuǎnjuānwù)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(fǎguó)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(kècāng)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(huíguó)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(diànbào)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从新加坡(xīnjiāpō)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(shì)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(zhī)际,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军阀混战,闽军(mǐnjūn)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(chàngyì)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(hépíng)(hépíng)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(dàyuánshuài)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(zhǎngguān)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(jìniàn)筹委会,陈嘉庚被(bèi)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(gèjiè)代表联合举行的(de)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“教育(jiàoyù)救国”理念的实践(shíjiàn)典范,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(fāzhǎn)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前就看中(kànzhòng)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(cángyǒu)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(zài)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有深广且良好之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(pínfán)贸易,所有(suǒyǒu)南洋(nányáng)诸岛(zhūdǎo)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(yǔ)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(zhīyī)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(jùyǒu)前瞻性的战略布局(bùjú)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,如今(rújīn)都已被现实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(quánguó)的铁路(tiělù)(tiělù)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(jiànchāng)线(xiàn)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(hòu)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(fùzhūdōngliú)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(fāngshì)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。
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(jìniàn)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(yǐngxiǎng),将公园更名(gēngmíng)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(tóngnián)在邓颖超的提议(tíyì)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的(de)中山路,同样以“天下为(wèi)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(gēngmíng)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(dàtóng)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(hé)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(jìniàn)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(shuāngshí)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(yīyuàn)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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